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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刘吉召见过张超，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三位阁老要避嫌呢？这是因为年后弘治三年的会试就算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朝廷高官的一举一动此时都很受关注，所以没必要的麻烦还是少招惹的好。倪岳接到内阁的指令后，想了想，就请来了于谦的女婿锦衣卫指挥使朱骥，二人一起召见张超，既是认亲，也是一个见证。
张超没有主动去拜见这两位也是有原因的。一来他身份尴尬，要是急哄哄的上门认亲，对方万一不承认，那他这个大名士就尴尬了，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也不得不防。
二来给于谦请谥号，他要首先上书，如果拜见时不提及这件事肯定不可能，但是要是提及了万一这两位不赞成，他可怎么办？
所以他索性谁也不拜见，等着他们召见，果然这一天很快就到了。
张超在去往倪岳家中时，想想这两位的身份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朱骥是锦衣卫世家，这样的身份竟然能娶到一个进士的女儿，而且没有引起世人的议论，可见明朝初期文武地位是相当的，也可见文官现在地位的来之不易。
倪岳则是本朝一流的文臣，据说他出生时，父亲正在祭祀北岳恒山，他的母亲梦到有红衣神人进门，然后生了他，因此取名岳。
倪岳是李东阳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诗人，而且这个人八股水平非常高，二十出头就考中进士，成了翰林。
倪岳的父亲倪谦也同样是翰林出身，所以他们父子是真正的父子双翰林。
倪谦虽然最后官当的很大，但是这个人实际上官运非常坎坷，几次丢官，又几次爬了起来，甚至被人诬陷，跟于冕在龙门做了好几年邻居，要不然这两家也不会结亲。
那么倪谦为什么几次被打倒又翻身了呢，也是因为倪谦在内廷有朋友，他是成化年间的司礼监太监黄赐这些人的老师，所以总是有人给他说好话。
但是在内廷有朋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等到黄赐老娘死的时候，倪岳就麻烦了。
为了还当年的恩情，贵为翰林的他不得不穿着丧服亲自给老太太送葬，这下子士林清流这些人就不干了，说什么的都有，倪岳也不辩解，所以明白的人都很佩服他。
张超一路过来一路想着这两位长辈时，他们同样在谈论这个便宜晚辈。
所谓英雄不问出身，现在张超成了于冕的外孙，他们两位也很认可。
当谈到张超这位产妇之友时，倪岳有些哀伤的说道，“要是张超早生十余年就好了，这样卢氏母子也不会早早的离开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终日思念。”
朱骥叹息的说道，“舜咨老弟，你还不到五十，现在再续娶或者纳上一个女子，还是可以生子的。
当年岳丈虽然年不过五十，就不再娶亲纳妾，但他毕竟有景谦为后，你这样一个人无人照顾，又无子女，实在不妥呀！”
倪岳摇摇头，叹息道，“知音难求呀，还是算了。再说我体力已衰，何必拖累别人。
我准备立霖儿为后，让他承继我的香火。”
听倪岳这么说话，显然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朱骥也不好再相劝。
不一会，张超就进门了，见一个头发有些发白的中年人坐在主位，另一个已过花甲的老人坐在主宾位，他就立刻认出了两人的身份，所以赶紧行礼。
两人坦然受了张超的大礼后，朱骥是军人，岁数也大，所以毫不客气的问道，
“张超，你既然已经与景谦相认，为甚到京这些日子却不来主动拜见我们，这是何道理？”
张超知道，这件事情不说清楚，估计两人心里会总有个疙瘩。
所以他就把为于谦请谥号的苦衷说了出来，
“此事能否成功，尚在两可之间，晚辈也担心会对两位长辈不利，所以不得不如此行事。”
朱骥更恼火了，“竖子，你以为我们是那等为了官位六亲不认的小人吗？”
倪岳知道张超的顾虑是有道理的，而且张超不与他们通气就上书，跟与他们见面之后再上书，那其中的含义完全不同。前者是试探朝廷的反应，后者就是有些抱团要挟朝廷了。
所以他就打起了圆场，“朱公，子卓的顾虑有些道理，再说他又不了解我们，如此行事才是谨慎之举，你也就不要责备他了。”
朱骥见倪岳这么说，当然也就顺水推舟，本来他也不是很生气，只是张超要他们去请，他有些挂不住面子而已。
倪岳正言道，“我们既然份属亲戚，日后见面聊天的机会很多，所以还是正事要紧。
子卓，这一次喊你过来，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办法再筹上一大笔银子，朝廷有急用？”
张超大惊失色，还来？你们就算要榨干我，也得给我喘口气呀！
再说你倪岳是礼部左侍郎，谈钱是不是有些掉份？
所以张超想了想，问道，“需要多少？要给我多长时间筹备？又为了什么？”
倪岳看了一眼奏折的抄本，然后说道，“估计有几十万钱粮吧，时间也很紧，最多两个月，还是为了治水。”
张超听完目瞪口呆，朝廷是不是以为他真的是运财童子呀，所以他苦笑的说道，
“您老还是把我切吧切吧剁了吧，一时之间哪来的那么多的钱粮？
再说为了治水，我在江南已经筹备了那么多的钱粮，晚辈听说冬闲时已经开工了，按说现在不当有这么大的缺口。”
张超知道，如果他全力筹备，他也是能够做到的，只是那需要赌上他所有的一切。对胸有大志的张超来说，把钱这么给了朝廷，就算是用作治水，那也是绝对不可能。
倪岳不通经济，但也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他问完之后，就把抄本给了张超，让他看一看。
张超仔细的阅读了一番，他哭笑不得的说道，
“这份奏折道理确实说的通，但是办事不能这么做。
黄河大水是可能冲了张秋河，但这洪水有多大，却没有具体的数字，是一年一遇，十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谁也不知道，这让朝廷如何决策？
是修还是不修，是立刻修还是慢慢修，一定会争议非常大。
另外开凿十二条月河，需要挖掘多少土方，多少人工，多少钱粮，需要多长时间，谁先谁后，最起码要有一个大概的计划吧。
这个上奏折的人脑袋一拍，十万民工，几十万钱粮，他是如何得到这个数字的？
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下去，每一天都是巨大的消耗，这个人如此行事，也太过儿戏了吧。
所以晚辈以为朝廷首先要做的是搞清楚这些细节，再决策如何去做，要知道细节决定成败，一点都大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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