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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的船舱，张超想起跟徐溥的交谈，他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士大夫确实是国家的精英，以国家为己任不是白说的，他们是切切实实在做，但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有的时候只能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走回头路，比如此时的明朝的这条内卷式发展模式。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就是一条死路，既没有扛过满洲的入侵，也没有挺过西方的殖民大潮，最后陷入到历史的深渊中，所以必须要改革，甚至要革命。而对于这些士大夫则需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很快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阳明就要出世，但是他的心学并没有完成救国救世的重任，反而在摧毁了理学的同时，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所以当明朝遇到危机时，士大夫们集体堕落了，袖手旁观，一无所成，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亡天下。
所以张超要做的首先是改造思想，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他现在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有宣传工具，那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
李富贵是兵家思想，陈克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西方是国富论，果然英雄所见略同，要做事就需要先立言，那么张超需要什么或者说他需要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他翻出了研究多时的大学衍义补，他决定来一个集众家所长，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现在是需要抛开四书五经了，而且他身边正好有一个博学，经验丰富的士大夫，那就先开始两人的思想碰撞吧。
张超准备了三篇策略，论财富，论义利，论人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
张超通过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驳斥了财富有数论，说明了劳动工具的改进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提升。结合他的发家史，他提出了第一个重要观点，生产力水平决定统治方式，张超认为要重视工匠，提高工匠的地位，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张超分析了他对三代的理解，认为三代时期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财富稀少，因此才会出现无数邦国，并且三代的统治核心地区十分有限，所以儒家赋予三代的种种假想都是空想，井田也只是适应那个时代生产力的产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工具的大范围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这才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秦国一统天下，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导致的财富增加，让邦国有能力去扩张，典型的代表就是鸿沟和郑国渠这样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
秦国的迅速灭亡，张超以为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制度没有跟上大一统的国家现状。当初为了扩张推行的军国制度，到了统一之后，已经不太适合庞大的国土。另外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是不够强大，所以秦国才会在建设诸多工程后，耗尽了民力，这也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
所以到了汉初，才会重新分封，才会出现岭南独立这些现象，但是随着铁器的大量推广，生产力又开始攀升，汉代逐渐实现了中央集权，这个时候儒家才真正兴起。
对于儒家的崛起，张超认为中国庞大的国土导致的控制力不足，必须借助儒家来凝聚全国的力量，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外没有办法整合资源，所以凡是儒学昌盛的王朝，往往外患非常严重，比如东汉，比如宋朝，比如大明。
另外一个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就是世家大族的出现到灭亡，到了唐宋时期，为什么世家大族逐渐消亡了，张超给出了他的看法，生产力水平提升，纸张，印刷术的出现，导致世族没办法再垄断知识，这才是关键。
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海运的出现，中国开始探索海外，从现有的周边几个小国，到印度，甚至阿拉伯半岛，中国人隐约都知道他们的存在，这就是生产力提高呀。
张超还零零碎碎的议论了很多，这篇策论被送给了徐溥面前，希望他点评一二，徐溥对于张超的立言之作，也是十分好奇。
这篇策论简单易懂，论据扎实，道理说的很清楚。但是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结论都让徐溥很吃惊，他没想到张超竟然还可以这么分析问题，但似乎很说得通，徐溥想反驳一时还真说不上来。张超还如此重视工匠的意义，考虑到张超的发家史，徐溥知道张超所说虽然有私心，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财富有数论被推翻，这个结论太耸人听闻了，这岂不是说无数士大夫坚持了一辈子的财富观都是错误的。既然财富不是有限的，那么又如何约束皇帝约束自己的贪婪呢，他不由得陷入了深思。
第二篇是义利观。张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逐利光荣论，他认为通过合法的手段发财是国家应该支持鼓励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十分有利。但是逐利不能不择手段，需要义的约束。何为义，最基本的约束就是法律，更上一层是道德。
利也有大有小，为自己是小利，士大夫为国逐利，这是大利，那种鄙视利益的行为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渎职行为。张超借鉴了一个经典的外交语言，对于国家而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然后他又分析了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对于敌国就应该跳出义的限制，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那种站在道德的高度随意点评己方不义的行为简直就是叛徒。但是任何不义也要有度，对于蒙古鞑子，对于西南的叛民，对于类似于靖难的内部敌人，就不能用同样的办法，要注重当前和长远利益；
对于友国，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平等的交往，不能做冤大头，为了面子不要里子这样的事情少做；
对于国内要讲义，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任何握有权力的人都应该受到义的限制，特别是皇帝，他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人民为他服务。
徐溥不由得拍案叫好，说的太透彻了。他迫不及待的把张超喊了过来，他需要好好谈一下，奥，不着急，再看看第三篇。
第三篇就是论人口。张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分析，随着牛痘和黄连素的推广，人口生育率必然会提高，死亡率会下降，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口大增。
他又提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明在当前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的危机，这就是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这里张超先知般的提出了一个预言，他认为明朝的北方有可能在未来，更准确的说，二三十年之内，有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根源在于北方严重的生存危机。
张超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为医药产业的进步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明朝热带地区的开拓和北方辽东等地区的扩张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可以将这些多余的人口迁走。
等看完张超这三篇策论，徐溥感觉手都在发抖，特别是张超对于北方造反的观点，让他感觉毛骨悚然。不管张超的预言是否可以实现，他都需要问一个清楚，越清楚越好，于是他让自己的随从记录，他要记下这一次跟张超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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