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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天天的盼望、等待那一天的来临。我在监狱里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我讨厌不能睡到中午，讨厌吃没有肉的饭菜。2011年12月，案子开庭审判，我被判了三年，那天在庭上我见到了布鲁克斯，他的情绪很稳定。我们没有说上话，只是在走时对上了一眼目光，我用平和的目光示意自己安好。其实我根本不好，我只不过是不想让他担心。
夏日已尽，秋天我也没有赶上，纽约的冬天就已经来临。约翰·列侬死在纽约的冬天，我也‘死’在了纽约的冬天。
正式收押后，我搬进了另一间监狱，脑子里回响起第一个晚上那个女囚犯对我说过的话：行了，别再故作姿态了，来了这的都是坏人，外面的人是看不起的。
字字句句，全扎我心。
夜里我盖着棉被睡觉，竟然还有股阳光的味道，不过那也是螨虫的味道。
狱里的人已经开始了每日的八卦聊天，她们来的时间长，已经混的很熟了，即便我不说话，也难免好奇的心竖起耳朵听这些监狱风云。
“我上午去看医生，那边有好几个被打了的男囚犯，听说是被警察打的！”
那是昨晚晚饭过后，六个警察突然来到男监狱，冲进来就打人，打的不轻不重，但也鼻青脸肿。一个美国人说：“那几个蠢货。如果他们在被打后马上报告，说不定就不用再被关押了。”
同我一样的外国人纷纷不解，我记得那个美国人好像曾经也是个警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就进来了。
我们听她继续说道：“警察打人是犯法的，如果遭到囚犯举报，联邦政府就会找人和你谈话，被打的人就可以以此撤销罪状。要是他不肯撤销罪状继续待在这儿，政府就会赔钱给他。”
“天啊，谁会愿意待在这儿。”
“这里一日三餐管够，又有娱乐活动，欧亨利小说里的苏贝做梦都想来这里过冬。”
“曼哈顿的流浪汉太多了。”
众人听上了瘾，纷纷跑到那个美国人跟前，听她继续侃侃而谈。
一直等到她们聊完，我插了一句，问那个美国人：“那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故意伤害罪。”她说，“我的丈夫出轨了，当时我差点就能开枪崩掉他的小三。”
隔了半晌，我又问她们：“你们都被关在这儿多久了？”
她们一人一句，说了许多个数字，少则被判了几个月，长则五六年，答案太多，令人唏嘘。
我望着那道被关掉的铁门，悲伤的讲：“在这里待习惯了，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离开了？”
“当然了。”那个美国人说，“还有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姐妹，我们可以学习日语法语英语墨西哥语，多棒！”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这个美国女人，她这种奇怪的乐观精神真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我在法拉盛40路做按摩女，那段期间查的太严了，我为了交房租继续接客，没想到没逃过便衣警察的抓捕。”一个女孩讲。
“我特别后悔自己犯的错。”另一个墨西哥女孩讲。
“我也后悔。谁愿意蹲在这个监狱，出去后别人会因为这个而看不起你，轻视你。”40路的那个女孩用简单的英文谈道。
“在纽约租房子，房东要看你的信用，然后经过社区居委的投票决意，我这样子的人，就算等到了日子出去了，也得离开纽约。”
“我已经买好了机票，10月10号的机票在新加坡转机回中国厦门，但那张票子已经没用了。”这群人的感慨让我也忍不住加入了她们其中。
我不知道三年后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过好在这的每一天。
纽约的深秋来了，冬天也快到了，我无法走进雪花漫天的曼哈顿上空，也回不到时代广场那个跨年的夜晚。冥冥之中，只是找不到圣人心中的所谓出入。
警方带着一位负责与华人联络的人员来与我们沟通，我只知道他姓胡，他告诉我们好好呆着接受审判结果，等将来出去后好好做人。
我只道：“等我出去，我就不想活了。”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这句话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灾难。
警方怀疑我有自杀倾向，当下就给我打了一针麻醉，人瞬间晕倒在地。等我醒来后，他们又找来了胡先生，我同胡先生讲，我之前做过手术，想去复查一下。
胡先生为人和善，很爽快的就同意了。
当天下午一点半，我同他出现在一位主任医生的门口，房间里还有几位男犯人在检查，我便在外等候。等待的时候我一直在哼布鲁克斯曾拉过的那首巴赫大提琴独奏。
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之后，他又带我去看了令一位医生，那个医生先是上下观察了一下我的神情，之后问道：“平时有不开心的时候吗？”
“有，每天都不开心。”我说。
“每天？”他反复一遍问我。
“对啊。活着没有意思。”
“好的，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我不解的问正在低头写病历的医生。
我这时才注意到他白大褂的最胸口前挂着一块银牌，上面写着：“Psychological doctor，E·B·Paul.”
前面是门科，后面是医生名字。
这个医生叫保罗，他是——
Psychological doctor.
心理医生。
“为什么要带我来看心理医生？”我非常不满的问胡先生。
“警方的意思，让你做完检查再来看一下心理科。”
“有病吧？”我当下就怒了，“没经过我的同意，凭什么？”
“对不起，我受他们的雇佣，自然······”胡先生没有丝毫愧疚感，非常理直气壮。
“请保持冷静，Hua小姐。”保罗说，“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平时饮食如何？”
“一般，没什么食欲。”虽然我很想摔门而出，但理智告诉我不应该。
“睡眠呢？”
“不到深夜都睡不着。”
保罗絮絮叨叨问了好几个关于我平时的生活习性，我耐着性子回答他。他用一只黑色钢笔洋洋洒洒的写下了很多单词在病历单上，之后我又在电脑上做了那个有几百道题的明尼苏达心理测试。
“请认真回答。”保罗非常严肃的告诉我。我收起了小心思。
我知道诊断结果是什么。
“凭什么？你难道没看过我的档案吗？”我问旁边的胡先生。
“我看过。”
“那你还带我来这里？”
“你需要复查，这也是警方的意思。”
医生听不懂我们讲的中文，等我们说完，用英文告诉我：“你有非常严重躁郁症。”
“我知道。我来这里前就检查出来了。”我非常不耐烦。
保罗给我开了药，都是进口的抗抑郁症的药，还有一小瓶安眠药。
胡先生带我回去，路上向我赔了不是，说自己只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见我没有再板着一张脸，他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我：“你是大陆人？”
虽然我很不想理他，但一想到以后有事还得拜托他，于是乖乖回答：“是。厦门人。”
“我是上海人。”他说，“在纽约读法律的Dr。”
“呦，还是Dr，这里的工作够你交学费吗？”
“当然不够，勉强赚点Brunch的钱。”
我笑，“读的起Dr，根本不差这点Brunch的钱吧。”
他也笑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当社会实践咯。”接着又认真的说：“巴赫的G大调独奏。”
“什么？”
“我说，在看医生前，你在外面哼的那首曲子。”他用心解释，“没想到你还听过这首。我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孩儿会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
“就像你，我以为你会喜欢上帝的宠儿莫扎特。”
他笑了，像在嘲讽我们彼此两个人。不过我很严肃。
“实话告诉你，我曾经在伦敦学过几年的歌剧。”
他上前来追问我，但我没有作答，快步走进了房间里，此时胡先生又被狱警叫到了别的地方去。
晚上临睡前，我拿出了保罗给我开的安眠药，吞下一粒，躺下没多久就觉得昏昏沉沉，终于在最早的时间睡了过去。安眠药带来的效果让我睡的很沉很安稳。这是这一年来我睡的最舒服的一觉，什么也没梦到，完整彻底的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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