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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于一凡女儿家的心事，张汉卿更在意是天津大学学生们对于旧传统的摒弃和新文化的全盘推崇，这事关中国文化能否一脉相承，在于中国人能否在心理上战胜强敌，关系到国家能否成为一流强国。后世的美国为什么发达？除了强大的政治、军事能力，它的文化也是很强大的：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美国哥特式》、野牛镍币、山姆大叔是它的象征。
因为是移民国家，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封建社会这一阶段，贵族、贱民、等级、王室等欧洲大陆盛行的一套东西，在美国没有或者没有实际意义，人们对家庭、地位、身份并不看重：更重要的是当事人本身的成就。
他们用自由女神像来表达对新到达的移民美国梦的许诺；芭比娃娃所代表的是“源于美国、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美丽佳人”，她应称作是“美国的骄傲”；《美国哥特式》则体现了美国农民庄重式的自豪感；
而野牛镍币是对西部开发的牺牲品野牛和印第安人的纪念，表达了美国对历史的反思；至于山姆大叔，则被美国人认为是诚实可靠、吃苦耐劳以及爱国主义的精神，视为自己民族的骄傲和共有的品质。
不管真假，至少他们有信仰，那就是宗教。
中国很久之前有信仰，后来基本消失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思想的流毒、闭关自守的落败、满清对中国文化的篡改与一批无耻文人的自我阉割。
中国的信仰叫儒学。有了它，中国人不需要宗教。
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实中国人认为儒学就是一种哲学伦理体系，是可以代替宗教对人类社会和文明产生影响和教化作用的。
事实上，儒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非宗教化，但是它却可以代替宗教发挥作用，它可以让人在没有宗教的时候做任何事情。
在一位中国“文化怪才”辜鸿鸣的眼中，是孔子用自己的思想学说构建起了调和哲学和信仰的冲突的社会秩序和文明的基础，老庄试图摧毁这个基础，但并没有成功。
儒学和基督教、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人的宗教或者称他们为教堂的宗教，而前者是社会的宗教或国家宗教。儒学其实不能称为宗教，而是一种做人的君子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有它的生命力，可以批判地继承，不能全盘否定。
清末民初，当中西方文明发生冲突，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都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
但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全盘西化后焕发出强壮的肌肉后，一些人便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文化的落后，然后一批又一批官派学生出西洋、东洋，去寻找适合于中国的道路。他们在见到工业化的发达，比照国内传统农业社会的落后，自然就产生出改造甚至摒充旧文化的念头。
这其中有名的人物还不少，甚至一些文字改革家还产生出汉字汉语不行了、要对其全面改革的想法，如钱玄同就主张废除汉字等。
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也弥漫着一种浮躁、溃散、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气氛。由于全方位的落后，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想追赶上世界的步伐，在肯定和追随西方科技、政治、文化的同时，也会简单地把落后归结于文化传统上的滞后，粗暴而非理性地否定中国传统中的东西。
就像主张白话文的同时，提出“砸烂孔家店”之类的口号。他们不知道，文化和传统是无形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断不了的，就像树的新生，新枝芽肯定是从老枝上发出来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割裂最严重的时期，“破四旧”，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风骨被彻底摧毁，传统的道德规范：忠孝礼义廉耻信勇统统不见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在大陆断代。
张汉卿觉得，穿越给他带来的好处，是有机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辉煌的文化氛围：让他们以中国的优良传统为荣，以崇洋媚外为耻；让中华文化包罗万相、包容兼蓄的传统延续下去；让东方文明照耀这个星球、让汉语汉字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尊宠。
这个办法就是用强大的中国重新焕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性，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他准备用一种非教条式的宣传来强调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
因为他是一位政治界的名人，又在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他准备让国人看到，改变思路的传统文化，一样可以旧瓶装新酒，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需要大家的努力。对新文化的宏扬与对优良旧文化的保护，需要一大批有影响的人大声疾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全盘西化给未来一代人带来精神上的迷思。
他以他的办法做。
北大校园里，颇有几个合得来的有交情的教师，文化界他也有一些有类似想法的宿耆，特别是辜鸿鸣，他要把他捧起来，让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就像前生后世所宣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的巨大威望已经可以在人民党内说一不二，因为党的皿煮化还需要一定的进程，这是坏事，又似乎是好事。
在他的指令下，人民党宣传部门和国统会的教育总厅开展了关于辜鸿鸣思想的大讨论，提出了“宏扬中国优良传统，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号召，并把辜的《中国人的精神》奉为皋圭，要让中国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落后、反动的代名词。在新时代时，一样有坚持优良文化传统的必要。
教育是中国的未来。教育总厅秉承张汉卿的要求，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在文化界，要求各条战线上的文化工作者用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待传统文化，并坚持“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态度，让传统文化重焕光芒。
当然，废除旧的宗法制度、妇女解放、破除封建迷信是打碎人们对封建社会的诟病之重。几乎所有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描述，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三样，这是要被大批而特批的。
人民党以其占有优势的地位，努力地扭转国人的一些极端的价值倾向，给中国国民的冲击是很大的，几乎各地都在进行着新旧两种文化的大碰撞，很多地方也在进行这种大讨论。
张汉卿并有希望用政治的力量推翻所谓的旧传统，他想要的，是已经开化的民众能有自己的思索，从而得出自己的选择，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是皿煮化的开端。
每个场合，张汉卿都在宣扬中国文明曾是、将来也必然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它曾经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但是被一个叫赢政的男人毅然割断了中华文化的纽带，其给我们留下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
自那以后，中国再没出现过最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
他说的很符合国人的心态。
龚自珍用‘万马齐喑’来形容明清之际的社会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看不到不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大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后，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状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族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在甲午战争时达到了高|潮。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但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在战后检查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伤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
中国人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反而在日本，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有巨大的热衷。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中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魄和大气象就显现无疑。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里就涌起一缕乡愁。”
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日虽然语言不通，但借助笔谈可以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
所以张汉卿除了谋求经济上的繁荣、军事上的强大，他还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用他的话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让中国人从精神上解脱奴役，比获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更加重要和有挑战。
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以及为此作出不朽的努力，让文化界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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