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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的时候，我终于来到了长安，这座人类目前最先进，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在北海湾市便陪同着我的陈绍文先生（注1）对这座城市非常赞赏。还在仅仅能从望远镜里看到长安市的一点点模糊的轮廓时，这个健谈的学者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三年前第一次去长安时的所见所闻。言语之间，满是对那次为期半个月的学术旅行的美好回忆。
陈绍文先生是一个旅行经历非常丰富的人，曾经用数年时间走遍了澳洲大陆的海岸线，据说还和袋狼有过几次见血的亲密接触。即便这位经验丰富的游者都很欣赏的城市，一定比比萨和罗马漂亮许多吧。
不过，严格地说，我在抵达澳宋共和国的本土之前，一直对于这种混合着中国和西欧样式的建筑风格感到十分好奇。
在德意志或者法国的建筑学家看来，把古罗马时期的柱子和现在在他们那里比较常见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混杂在一起，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而一些在澳宋留学的明国青年，也会把用水泥混凝土制作的中式古典楼阁形容为“疯子”和“怪胎”。
不过...这样中西混合的建筑风格，还真是挺好看的，抛弃意识形态的话。
在我们还待在游船的顶层晒太阳的时候，几个侍者上来问我们要不要在船上吃早餐。
陈绍文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悄悄告诉我，只要我上岸后表示我们还饿着肚子，前来迎接我们的人就会带我们去吃长安酒家的广式早茶。
据说带领来访的欧洲客人去吃饭，是长安官员能公费吃喝的主要手段之一。
尚且在东升的朝阳刚刚照亮天际时，陈绍文就来敲响我的房门。
“伽利略先生，快来看看东海岸线吧，已经有了城市的影子了！”
被急促的敲门声吵得睡不着觉，我只好披上衬衫，一边将纽扣塞进缝隙里，一边睡眼朦胧地打开房门：“陈，我这么老了，睡眠本来就不好，你还来吵我。”
陈绍文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随即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往楼梯处拖着：“伽利略先生，快去顶层的柚木甲板上吧，看看美丽的朝阳。”
我只好单手和纽扣对抗，跟着这个性子急的地理学家一起往楼梯跑去。
不过海上的朝阳确实非常美丽。以往在地中海沿岸的时候，我也看过几次朝阳，但缺少今天的感觉。怎么说呢...意大利的海上升阳，总有种若有若无的压抑感。用澳宋人的谚语讲，大概是“在一个螺蛳的壳里建造了一个用于冥想的房子”。
被四面包围的地中海，毕竟不比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它缺少一种天下无边的豪气。
很快，在陈绍文绵绵不绝地对长安的、日复一日地描述和吹捧中，时间来到了上午九时许。
南半球的气候和北边很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是公历的四月，但长安已经进入初秋。凉爽的海风吹在我们脸上，将我的帽子卷起飞了几米远。
我只好弯着腰跑去捡起帽子，防止它被淘气又大胆的海鸥飞下来叼走。
不过说起来，南北半球春秋相反，这么明显的证据，竟然都无法让一些愚昧的宗教份子承认地球在绕着太阳公转，简直不可理喻！或许斯坦因红衣主教还在遗憾，自己的前辈没有把麦哲伦舰队击沉在非洲沿海吧。
在海风下待了半个小时后，我们在两条驱逐舰的护送下抵达了长安港。
之所以在澳宋本土依然有驱逐舰护航，主要是因为还有几位来自西班牙王国的客人和我坐着同一条船。
这是被澳宋印度洋舰队俘获的几个贵族，其中还有尊贵的巴伦西亚的布英格女伯爵，菲利普国王陛下的次女，克里斯蒂娜公主殿下。
噢，那可是克里斯蒂娜公主，西班牙王室的花朵，马德里的红玫瑰。没想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子，也和她那忠诚的葡萄牙裔舰队司令弗朗西斯科先生一起，被强大的澳宋人请到了长安做客。
不过公主殿下和她的海军少将先生对他们的战败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尊贵的公主殿下看起来完全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悲惨遭遇。在这条信风号游轮上，公主殿下以每天三瓶葡萄酒的惊人酒量赢得了船员和乘客们的尊重。一位来自远东的俄罗斯客人还一度认为这位被严密监视着的美丽女子是他的同胞——要不然不会如此嗜酒如命。
只是很遗憾的是，在游轮刚抵达澳宋北方省厉门市后，公主殿下的侍女就小心翼翼地告诉她，如果再保持这么大的酒量消耗，公主被允许保留的一笔资金就无法支撑她们每天享用澳宋人那无穷无尽的美食，而只能和普通乘客一样吃着土豆泥和豆芽度日了。
这样可怕的语言立即惊醒了公主，她不得不将每天的葡萄酒换成了价格低廉许多的椰子酒和黄酒——其实我更喜欢澳宋人的黄酒。
相比这位从万人之上的公主直线跌落成澳宋国防军的阶下囚的可怜公主，已经学会了生硬的汉语的弗朗西斯科将军就表现出了很好的适应性。
即便在被押送到西南太平洋的遥远航程中，他依旧坚持了每天锻炼身体和很有规律的作息，这成功让他洗去了被俘获时的那种，虽然看起来很英俊但实际上毫无硬汉气息的空虚外表，让他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饱满的精神气。
此刻，留着一些漂亮的胡子的少将先生也从舷梯上走到顶层，坐在躺椅上晒着太阳。
陈绍文笑着问他：“弗朗西斯科，怎么不来看看长安港？这可是全世界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注2）
弗朗西斯科抬起上半身，摘下墨镜笑：“反正要在长安住很久，以后看也一样。”
陈绍文耸耸肩，不去理会正在给胸肌镀上一层古铜色的弗朗西斯科。他从侍者手中接过一个皮箱子，然后递给我：“伽利雷先生，你需要换一身衣服了。”
我有些疑惑地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里面是一套非常华丽的意大利传统服饰，看起来是用东方特有的丝绸做的。
“为什么要换衣服？”我抬起头问，“我现在穿着的衣服要洗了吗？”
陈绍文笑着指着我身上的衬衫，对我说：“你现在的衣服，在长安起码有十万人穿着同样的款式。如果你不换上你故乡的服装，一些不懂行的官僚会觉得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访问学者。这会让他们看轻了你。”
我暂时搞不懂此中的逻辑，心想这也许是东方文明的一种官僚习气，便提着箱子往舷梯走：“好吧，陈，我现在回房间换衣服。”
陈绍文微笑着看着我下去，他自己还留在柚木甲板上，享受着冰镇橘子汁和温暖的阳光的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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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牛尚可，于长安市洞天港报道。
上午十点，来自遥远的欧洲王国——意大利——的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斯卡纳公国宫廷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伽利略·伽利雷先生，已经在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陈绍文教授的陪同下抵达港口。
对于这位在欧洲声名卓著，却因支持真理而遭到愚昧封建的教廷迫害而生活困苦的大科学家，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他表示了最诚挚的欢迎和最高贵的礼节。
由大宋科学院院长马林溪博士领衔的迎接团已经提前来到了港口，准备向伽利略先生致意真诚之问候。迎接团的主要成员还有：副院长林深河博士，物理学院院长毛求真博士，天文学院院长李海月博士（女），共和国科技部部长闫博文先生，《真理》杂志社长辛学文先生...还有伽利略先生的好朋友和好学生，两年前来到我国的博纳文图拉·弗兰切斯科·卡瓦列里教授。目前还在青年市开展学术访问的约翰尼斯·开普勒教授由于距离原因，无法前来欢迎这位欧洲科学界的知名人物，对此深表遗憾。但开普勒教授在知道此事后，也提前写信给了卡瓦列里教授，请他代为表示欢迎。
很快，随着港口闸门开启，穿着意大利传统服饰的伽利略先生便当先走出。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好，显然并未受到长途跋涉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对自己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感到非常惊讶。他一一对前来问候的学者和官员表示谢意，并在马林溪院长的邀请下在港口做了一次简短但影响很大的即兴演讲。
在演讲中，伽利略先生首先表示了对自己在澳宋受到如此大的重视的感谢，并赞赏了长安城的美丽，称这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好的城市，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百倍。
随后，伽利略先生强烈谴责了阻碍科学发展的教廷的反动和邪恶，斥责那些愚蠢的宗教份子们都是满脑子神话传说和迷信思想的傻瓜（伽利略：我没说过！）。他表示，如果教廷现在被一颗陨石砸死，那么欧洲人民的科学事业起码能立即前进五十年。
最后，伽利略先生表示，他会在思想自由，人民民主，学术氛围浓厚且科学先进的澳宋共和国努力工作，继续全心全意地投入科学探索中去，争取为包括澳宋人民和意大利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
《科学日报》，西元1629年4月7日报道（节选）。”
注1：陈绍文，著名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是第一个单人徒步和骑马完成环大陆旅行的旅行者。在1633年，他前往中国，和明国著名旅行家和作家徐霞客先生一起，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旅行，并合作撰写了《徐霞客——陈绍文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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