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每一代皇帝都有自己的年号，比如周胤的年号是“镇远”。

    史书的纪年以根据星相而定的星流纪年和年号纪年并用，对应史官而言，事实上星流纪年就足够了，但是民众还是普遍的采用年号纪年。

    但是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还必须延用上一任皇帝的年号直到那一年的结束，新年到来之际，他将拥有自己的年号。

    比如周清的年号是“天吉”，他登基在夏日，而在那年冬天的大雪中，帝都中张灯结彩，他对群臣宣布他的“天吉”纪年的开始。 这个结果是任何一个星流纪年中的年份，必然只有一个年号。

    皇帝的年号是自己起的，并不需要咨询大臣们的意见。比如周胤的年号毫无疑问是他根据自己的战旗随便起了一个，他确实就是那么一个吊儿郎当的人，而始皇帝的年号被认为和某个叫做“青雪”的女人关系很大。

    曾经也不乏任性的皇帝，比如周纯帝，此人非常想把他的年号定为“花开”，因为他是个有名的花艺大师，而他栽培了九年的黑色虞美人终于在他即位那一年盛开，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最大成就，也是自己的吉兆，坚决要求以后便以花开元年、花开二年来纪年。

    皇室大臣们忧郁地设想这将令帝朝威武扫地，这个年号怎么也难写在诏书中，拿去在外邦面前宣读。周纯帝和大臣们拉锯的结果是年号被更换为“天熠”，大臣们勉强认可，虽然还是显得太过柔媚，但是终于有了一点熠熠生辉的气势。

    皇帝还有一个谥号，谥号是他在死后才获得的，是根据他一生的作为，臣子们对他的评价。不像年号，谥号皇帝是无法参予评定的。谥号可以是一个或者两个字，臣子们根据这些字的古意来描绘已故皇帝的生平。比如“周烈帝”在谥法上看来就不如“周武帝”，因为谥法说“武而不遂曰烈”，也就是崇尚武功但是不成功。

    所以周清的谥号还算不错，但是也有说但凡用“武”字，已经说明皇帝重武轻文，是明褒暗贬。不过周清总之是不会在乎，首先因为他的战旗他被后世永远的作为“清平皇帝”而记住，其次这个谥号被写在灵位捧入太庙的时候，他毫无疑问的已经死了。

    天元有十二座城门，从正北开始，顺序为谷玄、暗月、裂章、填盍、寰化、郁非、太阳、明月、密罗、印池、岁正和亘白。

    城为正方，每边三门，这本是《考工记》的规章，但在天元建造中，首次使用了十二星的对应法则。工匠王洛峨的《雷眼笔记》中曾对这种现象有深入研究，他们指出：元极道的星轮是东陆人的天文系统，但是已经为华族吸收，并对城市建设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天元是为滥觞。

    这十二座城门并非简单对应星轮图，而在城市设计中还有着自己的对应道理。南方三门 太阳门是天元的正门，面对南方山海关，它是十二座城门中最高大和雄伟的一座，有高达十丈的箭楼以及半圆形的瓮城，这是天元唯一有瓮城的城门。

    门有匾额，现存的太阳门三个大字是始皇帝周胤手书，字体刚劲雄浑，笔力入木三分，周胤并非以书法闻名，这三个字是少有的存世墨宝。虽然有文人说此三字透杀伐之气，但终周一朝，无有进太阳门不惊叹此三字者。贲太阳门箭楼有两重，硬歇山，太阳门向北推进后，改为三重顶，气势更见雄伟。

    太阳门西五里，为明月门。明月门线条更加柔和，商周两朝形制相同。商朝在明月门上有月纪台，上有观月仪，专以观测月相，结构精巧，相传为郭其微所设计，周朝移明月门后，此台无法重建，后有长门修士王某，名不可考，献月纪台修葺图，乃重修。

    明月门内有明月坛，为周朝所建，怀春男女多往拜祭，以求佳偶。太阳门东五里，为郁非门。郁非门线条刚直，大门为红漆，宽阔仅次太阳、填盍。大军出征，多出郁非门，取雄心万里之意。

    有诗云：“将军周羽征夫泪，千乘万骑出郁非。”即为郁非门旧事。民间有童谣云：“印池水，谷玄丧，郁非走兵填盍商。”也讲的是这个习俗。

    皇帝拥有极其庞大的后宫系统，按照天子之婚的规则，所谓“天子一娶九女”，皇帝大婚会一次性的迎娶九位妻子，由三位正妻组成，每位正妻会带有两位陪嫁，也被看作皇帝的妻子。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多数皇帝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未即位，所以他们便也不能享受盛大的“一娶九女”的大典。

    周朝后宫以皇后主持后宫事务，皇后下设皇贵妃、德贵妃各一名辅佐皇后，又设贤妃、恭妃、宸妃、康妃、庄妃、裕妃六妃，以及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九嫔，还设十二婕妤，婕妤又有美人、才人、良人不等，最低级的称为采女。

    “嫡出”是指正妻所生的孩子，但是皇帝的正妻不只一位而是三位，分别是“皇后”、“皇贵妃”和“德贵妃”，其他的妻子都算妾室，生出的孩子便是“庶出”，地位要低一等。但是若是母亲升为正妻，孩子也能顺理成章地变为嫡出。所以母亲和孩子在地位的诉求上是一体的，周朝皇帝往往深爱母亲，但是对于父亲的感情则淡得多。

    皇帝的妻子没有数目上限，对于多数皇帝而言，他们会在即位之后每年选取一些女人入宫，编入他妻子的队列。事实上整个后宫的女性，其中大多数是侍奉皇帝和妃子们的，并未经过正式的迎娶，但是她们也是皇帝随时可以临幸的对象。一个没有身份地位的使女如果被皇帝临幸了，会被造册记录，如果生下孩子，则皇帝必须给予其一个称号。所以对于后宫数量巨大的使女而言，如何邀宠使得皇帝能够临幸自己，乃至于运气的诞下皇子，便是一生最大的目标。

    周朝的皇帝中不乏被后世看作“淫行败德”的皇帝，其中以周惠帝最为离谱，周惠帝首创了“羊车”与“扣铭”的临幸手段。妃子们为了获得这位皇帝的宠幸，也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手段去迎合他的欢心。

    但是这仅仅是少数的例子，对于多数皇帝而言，庞大的妻子队伍也是庞大的负担。因为他的正妻们都限于出身和家世，未必是绝丽的女子。皇帝的正妻，要么出身于东陆世家豪门，要么就是外族的公主，平民是绝不考虑的。即使那些后宫使女，因为怀了皇子而获得称号，也很难升为正妻。而皇帝轮流在正妻们的寝宫中过夜，被看作他的责任之一。他和正妻们的生育过程，被看作具备重大的象征意义，象征大地的哺育能力，甚至关系秋季收获的数量。仅仅在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才能临幸他自己所喜欢的美丽女子，但是，下个月他依然需要赶回正妻们的寝宫中去履行责任。而正妻们的家族往往都是对于统治极其重要的几大家族，皇帝在私生活中对于这些正妻是否足够亲近，甚至会被悄悄告知这些大家族的家主。而消息又会反馈到内监的统领那里，再由内监的统领劝说皇帝要“敬重”正妻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通过隆重大典娶来的女人身上。这让代代皇帝为之苦恼不堪。周惠帝为了自己的淫行能够得逞，甚至不惜派内监悄悄把年少美貌的男子输入宫中供给自己的正妻们淫乐，从而堵住正妻们的嘴。

    可以说为了打破这种对皇帝私生活的强力控制，历代皇帝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周毅帝是个非常有名也为人赞叹的案例，他年少即位，尚未大婚，喜欢出身贫家的少女。可是碍于典律，他必须迎娶世家之女作为妻子，他固然可以把心爱之人纳入后宫，但是扶她成为正妻，是皇帝的威严也无法做到的。周毅帝思索再三之后，做出了大臣们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决定，他发动了对北陆的战争，把心爱之人的父亲——一个沽酒的小商客——奉为统军大将。而这个小商客无疑没有能力统领羽林天军和诸侯军混编的军队，此时，周毅帝又宣布自己要亲临前线鼓舞士气。

    最后那场局部的战争以周朝大军的胜利结束，而实际指挥的是周毅帝本人，他一身铁甲骑着战马领军冲锋在前，而名义上的领军大将，或者说皇帝未来的岳父只是手持令旗，坐在最高处左顾右盼、扭捏不安。

    周毅帝返回帝都之后，立刻封“凯旋归来”的小商客为侯爵，又在当日下旨迎娶他的女儿为皇后，从此算是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这么一番浩大工程也说明，皇帝事实上也是被束缚在种种律条中的一个人，远没有多少自由可言。

    周朝武略不彰，所控制的王域仅有十七个郡，外困于诸侯，内受制于公卿，兵源、粮饷拮据，军队编制常年保持在四万人以内，数量还不及晋、楚，唐等诸侯大国。

    周朝中叶，各方势力角逐于朝堂之上，军队领导权反复易手，当权者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设置官阶，酬谢亲信，军制混乱不堪，直到周仁帝时军制才趋于稳定。

    公卿年代，大司马职掌武事，权力极大，皇帝的军令均需由大司马副署，方能转发全军。为了恢复皇室的权威，周文帝首先着手将兵权回收到皇室手中。周文帝在东宫设台拜太子为上将军，取“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之意，其位即在大司马之上，军令改由太子以上将军的名义直接发布，不经大司马之手，军权转归到以太子僚属组成的东宫将台手中。

    大司马的职掌仅限改为主持对武官的功过评定，至年终则课其殿最而行以赏罚，即便如此也往往因小过而被免退，修文三十年间，历任大司马者二十余人，任长者不过三年，任短者数月而已。周仁帝升大司马为太保之后，连军队人事权也收归枢省，彻底将禁军掌握在皇帝手中。

    驻扎在王域里的禁军分为内、外两军。外军为羽林天军，集中屯驻于天元城北。内军驻扎在天元城内，分属金吾卫与光禄寺。

    羽林天军约三万人，兵源皆招募于自王域，其最高指挥机关为幕府。修文初年，周文帝拜太子为上将军统领羽林天军，以太子之尊不便于出城亲历武事，即将禁军出征时以帷帐所建的临时治所幕府长期化、固定化，正式定间一级指挥机关，遣亲信以太子幕僚的身份代太子掌兵。周仁帝登基后，吸取东宫之乱的教训，不复以皇子掌兵，废除东宫将台，改以幕府为羽林天军的最高统御机构，任羽林将军主之，以兵机参政为幕僚之长，其下设有庞大的参谋人员编制。

    幕府之下，分为部、营、队三级，分别以司马、指挥、队帅督之；

    金吾卫兵力约五千人，相当于羽林天军的一部，以仆射为主官，“掌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并掌天启十二门启闭”，兵卒称为卫士，地位在羽林天军普通士兵之上。皇帝出巡时例以金吾卫为前导，仪仗威容甚壮，为时人所艳羡。

    天元公卿与东陆世家庶出子弟大多求取金吾卫卫士以为进身之阶，无非是金吾卫勤役较为轻松，而饷银与待遇远比羽林天军优厚。金吾卫中有如此之多的“天潢贵胄”，战斗力可想而知。这些贵族庶子往往又狂妄自大，一心想靠军功博取功名，获得自己在家族中不能得到的地位，可以算是天元城中中最热血好斗的一个团体。

    掌管宫殿掖门户与宫内总管的光禄卿是天元城里非常微妙的一个职位。理论上光禄卿担负侍奉与保卫皇帝的重任，皇帝的文武侍从皆由其管辖；另一方面，光禄卿如果倒向任何一方势力，则该势力就可以立刻胁持皇帝。在动荡的周朝局中，皇帝对于光禄卿既倚重，又防备，多方限制其权力。

    周仁帝设立枢省后正式分割光禄卿的职掌，将原属于光禄卿的参议郎等文学侍从改归枢省领导，仅寄名于光禄卿下；而随侍皇帝近侧的禁卫虎贲郎由皇帝通过虎贲令直接统御，光禄卿无权过问。

    虎贲郎全部为军官，不足百人，由出仕于皇室东陆精壮忠勇武官中选拔。据载，虎贲郎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初试查年龄相貌，要求二十以上，四十以下，身高七尺以上，精通技击；复试考察耐力与行军速度，要求“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裹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三试，检验骑乘之术与勇武，要求“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

    ……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

    通过三声连试选拔出的虎贲郎战斗力之强远非金吾卫那般的银样蜡头枪可以比拟。在蛮蝗放入侵天元的事变中，大部金吾卫溃散，正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虎贲郎阻挡在太清阁前，以一敌十击退素以勇武著称的蛮族猛士。 真正归光禄卿指挥的只有缇骑郎，缇骑郎也全部为军官，但位次于虎贲郎，约五百人，负责皇帝出巡时扈从护卫，平时驻扎在太清宫外。蛮蝗侵入太清宫之后，周仁帝鉴于皇城中戍卫不足才使得蛮蝗轻易突破至太清阁，将缇骑郎全部调入皇城宿卫。

    在周仁帝驾崩前夜的夺嫡之乱中，光禄卿将赌注压在皇七子罗王身上，罗王正是寄希望于这股力量压制兄弟诸王，夺取帝位。

    能够清楚地解释钦天监信仰的恐怕只有传说中的“钦天监监史”。但是这个人根本从未在史书中正式现身，以唐羽的威风和力量，也不过是代教主执掌权力的大教宗而已。所以关于钦天监的核心信仰，历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这就像是圣堂的翻版，圣堂的核心信仰同样是个谜。包裹在各种崇高理念中的圣堂信仰，是否真的是一个光辉的核心呢？

    但是有一点钦天监显得更加坦率——它承认人本性“恶”的一面。这个“恶”包含了贪欲、憎恨、争斗、自私等等。所以钦天监认为俗世中的生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羊群，里面不可避免地有着凶狠的公羊，它们会为了争夺食草以及和母羊媾和的权力而在固定的时候挑起争端，而是这个恰恰也是羊群得以繁衍的力量，使得更加强有力的公羊可以生下子孙。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只有一只公羊始终统治着某个羊群，这个羊群同样会灭亡，因为不再有那种野兽般的力量存在于这个安静的羊群中，安逸会严重导致羊群失去野性，从而不能对抗忽然降临的外力。

    所以钦天监在执政的时期，始终对于九州大地上的权力者们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有的时候会支持一方，有的时候会支持另一方，甚至有时候会主动挑起双方的战争，这种举动使得钦天监教宗看起来像是一个玩弄政治的小人。

    钦天监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像夜空里的星辰和月一样俯瞰众生，又像神一样并不怜悯它们。对比圣堂武士团“圣武士”一般的“守护安宁”的理念，钦天监则是一个更容易获得某些统治者青睐的宗教系统。因为他们不亲近平民，他们具备更加完备的组织和权力系统，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多级组织。

    “钦天监监史”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记载说明人们亲眼目睹了监史的存在。三位“大教长”组成的“教长团”是教内的权力核心，教长团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教宗”。教长团负责所有重要的决议，他们每个人拥有一支对自己负责的队伍，三支队伍被称为“阳”、“阴”、“寂”，分别代表太阳、双月和谷玄，这三支队伍的首领被称为“教司”，换而言之，一名教长对应一名教司。教司带领的队伍会及时把消息传递给教长，教长们做出决议之后，由教宗发布。 少数的时代，当一位教宗具备绝高的地位和绝大的力量之后，他往往晋升为半神一样的人物，很少再负责俗世的事务，这时候他会被尊称为“大教宗”，其他的两位教长受他的制约，执行他的命令。

    这时，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但是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教派内部出现极为强势的人物时，或者教派遇到极大发展契机的时代。

    “阳”、“阴”、“寂”三支核心的队伍分别负责不同的事务。“阳”是最大的一支，代表了教派的组织和运作，围绕在权力核心周围的钦天监教徒多数都被纳入这个队伍。

    钦天监教徒有高到低分为“墟藏”、“执守”、“思玄”、“知闻”、“听义”五个品阶。如果只是初入门根本无从接触辰月复杂的权力系统的教徒，统统被称为“目垂”，意思是说低眼才能看到的芸芸众生。五个品阶的高级教徒又被细分为十等，每阶两等，比如听义分为“初听义”和“大听义”，“思玄”也分为“初思玄”和“大思玄”。品阶等级低的教众在没有明确分工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服从高级的教众，不服从的惩罚相当严厉。

    低阶的教徒也要主动向高阶的教徒表示敬意，高阶教徒则有义务指导低阶教徒秘术和教义。

    但是就像前述的，真正的教义是什么，始终是个谜。所以也很难说谁在教义上的研究更加透彻，钦天监区分教众品阶主要还是取决于秘术，高阶教徒往往都比低阶教徒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而教司教长们的实力则堪称“可怖”了。

    “阴”则是宗教法庭，在“阳”的处置决断不能使教内群众信服的时候，他们会向教廷请愿，这个时候“阴”的出面就是必然的了。“阴”会派遣一个全权小组——全部由高价教众组成——根据教义做出判断，然后把处断结果报告给教长团。教长团无权更改这个结果，除非当代的教宗极度强硬，例如唐羽便是一位强硬的大教宗。

    这样一支教廷队伍还是会有不能公正处置的时候，教长团可以直接命令重新审判；或者这起宗教诉讼的当事人表示不服从，此时就要依赖最后的强势团体——“寂”。 最为神秘的队伍“寂”通常都是掌握在教宗手里，只有一类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寂”的作用，就是当“阴”对“阳”的教令发出了诘难，而“阳”不信服“阴”的判断，宗卷就会被递到“寂”面前，最终的裁决者是“寂”和掌管它的教宗。当然，事实上“寂”的权力应该远远不止是最终的仲裁。

    “寂”是整个教派中最小的一支队伍，但是几乎汇集了顶尖的秘术大师，而他们多半的时间只是用于冥想，或者等待秘密的指令。 这一套组织制度是从唐羽执掌钦天监的时代归纳出来的，据传源自古老的商王朝刑律。而在钦天监自我隐藏的时代，它们执行什么样的权力制度就是一个谜了。周武帝之后钦天监在世俗地位上的变化

    周武帝时期，钦天监教宗唐羽——空前绝后的秘术大师——获得了周武帝的信赖，钦天监“星辰与月”的徽记一度和周氏的火炎徽记并列于朝堂之上，满朝的大臣无不以聆听钦天监幽暗神秘的教义为光荣，教派的追随者多达十万众。钦天监的威名在此时达到顶峰。

    然而周武帝后期，钦天监干预立储，在各皇子势力间游走挑拨，在清宗即位后更是挑唆“逆王”周元行叛乱。叛军围困宫城达一个月之久，清宗在皇宫之内需要以人肉为食，天元公卿死伤甚众。

    最终，在楚国大军驰援之下叛党覆灭，天元城中人口因为此乱十去其三。剿灭叛党之后，清宗愤恨钦天监的背叛，将矛头转向了钦天监。天元城再次迎来了一场血洗，国家肱股重臣几乎死伤殆尽，史官们迫于天子之威，将辰钦天监的种种痕迹从史书中抹去。

    显赫一时的钦天监在公卿中的势力顿时被连根拔起，一度高高在上的星辰与月的旗帜被扯下、践踏、烧毁，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无人敢再提及钦天监之名。

    周武帝时期，钦天监唯一一次公开出现在朝堂之上，权倾朝野，却在之后因妄图操纵时局，遭受重大损失。周朝史书里，只能从提及“叛党”的鲜少言语中看出钦天监存在的一些端倪，却都因为史家笔法而语焉不详。 钦天监成功地挑起了一场叛乱，进一步削弱了王权，自身却也损失惨重。因为自身的信仰，钦天监并不会真正忠诚于某个个体，它的教众信奉的是终极的平衡。

    尽管得到周武帝的信任，但钦天监支持周元行也几乎是必然之举。钦天监走向公开的尝试固然进行得轰轰烈烈，甚至失败时也拉了无数天元公卿陪葬，但是钦天监的信仰决定了它走向公开的尝试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钦天监内部分析走向公开的得失，总结出六条原则以指导行动。

    一、潜藏。不再进行尝试走向公开，在幕后操纵一切。在外行事的教众须隐藏自己辰月教徒的身份。

    二、借力。继续坚持上层路线，操纵公卿贵胄与诸侯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分散。为防止周武帝时期钦天监教众被连根拔起的情况出现，钦天监改变了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导师制的形式上下线单线联系。与除导师外的教徒相见时，以切口和徽记相认。 四、服从。弟子对导师的指示绝对服从。 五、责任。导师负责教导弟子教义与秘术，弟子所犯过错导师须承担连带责任。

    六、戒杀。除非必要，钦天监教众间不得自相残杀。

    周武帝之后，更加隐蔽的导师制取代了之前的制度，成为钦天监的组织制度。单线联系的方式不但隐蔽，也比先前更加直接与有效率。钦天监教众以倒置的树形结构分散开来，秘密地执行各自的使命。

    在周武帝时的损失使得钦天监教众更加谨慎，不愿再将赌注押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希望遵从教义，分别支持各种势力。

    同时由于大量钦天监教众被清宗剿灭，人手极度匮乏，钦天监不得不在内部重整结构的同时放松对外围成员的遴选。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以及根据新制定的六条原则，某位不知名的钦天监教宗想出了名为“种子”的制度。 所谓“种子”制度，实际是钦天监基于导师制的一套渗透计划。

    钦天监的导师们在完成对年轻弟子的基础教育后，便将他们安插在将来的重要人物身边，接近他们并试图用各种方法操控他们。钦天监摒弃了周武帝时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急躁做法，所有的“种子”最初需要做的只是接近这些重要人物并试图攫取更多权力，与一般有着上进欲望的世家子弟并无二致，直到导师觉得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对“种子”做出进一步指示。

    就像启动了某种指令，潜伏的“种子”开始“发芽”，从小受到钦天监影响的弟子们将在“发芽”过程中用行为实践他们的信仰，为此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钦天监相信，每一次“发芽”都使得整个九州大地离平衡更近了一步。“发芽”是“种子”走上钦天监之路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经过“发芽”的“种子”才被钦天监承认与相信，并继续进行教义与秘术的培养。有些“种子”因为需要而埋藏得很深又或者是因为能力、信仰不够而被导师抛弃，终其一生都没有一次“发芽”的机会。而“种子”与“种子”之间，往往也互相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钦天监相信，不知情条件下的自然反应与种子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会更利于平衡的实现。

    “种子”制度为在周武帝时期大大削弱的钦天监提供了喘息与生长的机会，相较于核心的长老而言，年轻弟子即时失败，也是轻得多的损失；而相对隐蔽的行动方式，也使钦天监自身更加安全更容易达到目的。

    通过“种子”制度，钦天监就像躲在幕后用星辰傀儡线控制玩偶的秘术士，暗暗地操纵着九州的局势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前进。 控制了皇帝行为的，主要还不是皇室大臣们，而是庞大的内监体系。

    皇帝的“私臣”被称为“内监”，这些人原则上说只服务于皇帝个人，贴身照顾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起居。因此他们也无一例外的是阉人。但是内监同时负责了监督皇帝的个人生活，他们有责任及时把皇帝在私生活中好和不好的事及时转告给皇室大臣和皇族宗老会，并且及时予以规劝。

    规范皇帝生活的准则被称为《帝伦释典》，这部包含无数律条、繁复得令史家都犯难的准则，仅仅为了一个人而设立，就是皇帝。真正能够掌握这部准则的，只有内监集团的领袖们。这部准则被称为是始皇帝周胤亲自起草，其后经过历代皇帝添加，并且经过白氏宗老会批准的，对皇帝友善的限制和约束。

    但是毫无疑问周胤那种人是很难写出这样庞大严密的著作的，他自己都吊儿郎当的，连周朝最重要的《大律》都看不明白。而历代皇帝也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约束。这部准则应该说是内监集团、大臣集团和宗老会合作的产物，用于约束皇帝的行为。

    当然周清像周胤一样没有遵从《帝伦释典》，因为他完全没有被作为可能的继承人来培养，所以他在当皇子的时候完全没有研究过这部皇帝的必修课。而他日后听到内监们提出《帝伦释典》对他进行规劝的时候，也总以他不曾读过、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予以回绝。

    内监集团的领袖的头衔分别是掌香、掌剑、掌册和掌印，原意是皇帝身后捧着香炉、宝剑、典籍和国玺的四人。不过后来演化为掌香内监真正负责皇帝的生活起居，掌剑内监负责带领金吾卫维护皇宫的安全、掌册内监事实上是史官，负责记录皇帝的生活起居细节，掌印内监则有责任协助皇帝处理公文，但是绝不允许私自对朝政发布建议。不过对于掌印内监的限制事实上很难实现，因为他们的意见都是通过皇帝的笔来书写，只要皇帝允许他们发言，则无人可以阻止。

    皇帝和内监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微妙，皇帝讨厌内监，却也依赖他们。因为内监的存在，只能以皇帝为依托，皇帝也依靠内监们的力量和皇室大臣们巧妙的博弈着。

    周朝的皇城被称为太清宫，由两部分组成：南半部的“廷”与北半部的“宫”。它们被高大的围墙与护城河包围，气势宏伟，格局谨严，堪称宫殿建筑群的典范。

    皇城城墙高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至三丈不等。砖石结构，外包青砖，更以红粉刷面，庄严肃穆。其位置在天元正中，后因移南墙而略偏南方。东南西北各开一门，分别与太阳、谷玄、填盍、印池四门相对。由金吾卫和掌剑内监所部共同守卫。

    所有朝廷机构均在廷内，计有枢密阁、三公府、九卿府等，治防司与各部、御史台在廷中分布。廷内道路宽阔平整，但除皇族与年高德邵经皇帝特许的老臣外，均不得纵马乘轿。有的老臣会收到额外恩宠，给予乘坐肩舆之礼遇。但内廷占地颇广，遇有府衙间公文来往，往往靠脚程好的内侍来往传递，久之竟成定制，被称为“走书隶”，他们背负书信架，脚下纤尘不起，移动快捷无声，身穿红色中衣，穿行在内廷步道上，相互绝不交谈。掌剑内监有监督大权，见有拆看公文的走书隶，可当场斩杀。

    金吾卫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廷和高大的围墙上，他们在这里设置了近乎完美的防御，包括弩阵、火油乃至于石炮。太清宫的防御要求在天元城城防被突破之后，依然可以凭着宫墙坚守。此外，太清宫下存在着四通八达的秘密通道，这些通道是在古老的商王朝建筑的，很多的地方被堵塞，有的地方被污水灌满，又充满有毒的瘴气，它的地图已经遗失，后来的皇帝已经无从探寻这些隐秘的道路。

    太清宫中最为著名的建筑是太清阁，这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帝都最高的建筑。每当盛大的典礼时，皇帝便端坐在太清阁的最高处接受臣子们的朝拜。

    以太清阁这个皇城最高建筑为界，太清阁以北就是宫城，宫城亦有前后两重，前部为朝堂，后部为寝宫。宫城合计房间三百余间。 星相学家的眼里，九州大地的一切都被群星运行的轨迹所主宰。

    周仁帝周鸣图所主宰的长达五十七年的东陆承平之世里，岁正的光辉一直照耀着大周的夜空，这颗象征“规则”和“往复”的星辰以它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维护着单调却平安的一个时代。

    然而岁正的轨迹终于偏离了天心的至高点，取代它位置的是北辰，由七颗星组成的北辰星团象征了斗争和杀戮，沁着钢铁般的青色光芒。诸族的星相学家们惊叹着这个巨大的天相变动时，无不揣测北辰的主宰将给天下带来何种变化。这次星相变化虽然还不能和七十余年后北辰星团和谷玄之间的强烈对冲相比，却也把不祥的影子投射在浩瀚的东陆土地上。